58年。贺炳炎司令员来到北校场大院里散步。走着走着。突然。贺炳炎司令员发现前面一栋粉刷一新的门楣上写着军人干部俱乐部。贺炳炎司令员就问随行的警卫员这是什什么意思。警卫员看了看说：也许是他们写错了吧！
一九五八年的成都，天色刚亮，北校场一带还带着点清晨的凉气。
院墙是静的，树叶也是静的。
贺炳炎起床后没有急着去吃早餐，披衣走到屋外。
警卫员赶紧跟上来，提醒说早餐快备好了。贺炳炎摆摆手，只说饭先不忙，陪着出去走走。
这天不是什么大日子，也没有谁前来汇报紧急事情。
可越是这种平常清早，越容易把人的眼睛试出来。
贺炳炎让警卫员陪同，往前面的大院走。那地方靠近北校场，不算远，再往前一些，就是军人俱乐部。
院子收拾得挺齐整，墙面像是刚粉刷过,两个人进了院子，沿着院边慢慢散步。
贺炳炎走路不急，眼睛却不闲着。
走着走着，他忽然停下了。前面那栋刚刷新的房子，门楣上写着几个字，写得端端正正，可就是这几个字，让他一下皱起了眉。
上面写的不是军人俱乐部，偏偏写成了军人干部俱乐部。
多出“干部”两个字，旁人一晃眼，也许根本不会在意。警卫员就先这么想,他看了看门楣，随口说，也许是他们写错了吧。
话音刚落，贺炳炎便接住了。
他说，军人俱乐部这种地方，各个军区都有，又不是成都军区头一回弄，哪能这么写错。
话不算重，里头那股不认同却很明显。
警卫员听明白了，这不是随口一说就能带过去的事。贺炳炎没有站在原地猜来猜去，也没有凭着一时不快就下判断。他让警卫员过去问清楚，看看到底是谁写的，是不是真写成了这样。
警卫员答应一声，快步朝门口走去。那时俱乐部门前有哨兵在站岗，警卫员过去一问，问得很直接，门楣上的字是不是文化部的同志写的。
哨兵答得也很痛快，说是，就是文化部写的，没有写错。
警卫员返回来，把原话告诉贺炳炎，说已经问清楚了，确实是文化部的同志写上去的。
贺炳炎还追问了一句，问清楚了？
警卫员说，问清楚了。
接着又问，现在怎么办。贺炳炎没有再往那块门楣多看，只说了一句，我这就回去。
这一句听着平平，分量却不轻。
事情表面看，确实不大，无非是一块牌子，几个字。
可在贺炳炎眼里，偏偏就是这种小地方最不能装糊涂。部队里的风气，不少时候不是坏在大事上，倒是先从这些细枝末节里歪出去。
牌子挂出来，意思就跟着出来了。
写成军人干部俱乐部，战士走到门口会怎么想？
嘴上不说，心里多半要先缩一缩。
这是不是给干部准备的地方？
自己能不能进去？
门明明开着，可人已经被那几个字挡在了心里。
贺炳炎回到办公室，走到办公桌前，立刻拨通了文化部的电话。
文化部归军区政治部管，他心里有数，也不绕圈子。
电话一接通，他就把话挑明了。军人俱乐部本来就是为战士服务的，那里有那么多战士，你们写成军人干部俱乐部，叫战士怎么进。
就这么一句，直直地打过去，没有空话，也没有虚套子。这番批评之所以扎人，不在声音高低，而在道理实在没法回避。
军人俱乐部，本就不该是谁的专门地盘。
干部是军人，战士也是军人。前面硬塞上“干部”两个字，看着像是补充，实际却是在划线。
线一划出来，味道立刻就变了。
原本该让人走进去坐下来的地方，忽然添出一股子让人踌躇的劲儿。
写牌子的人也许没多想。
可在贺炳炎看来，这就不对了。
部队是带兵的地方，不是摆谱的地方。今天能在门楣上多添两个字，明天就可能在别处多出些看不见的讲究，时间一长，官兵之间那层本不该有的隔膜，就会一点点长出来。
贺炳炎这个人，打仗硬，办事也直，可直不等于粗。他看到问题，先让人去问，事情问准了，再回去打电话批评，这里头有分寸，也有章法。
他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眼尖，更不是故意拿文化部开刀。他盯着的是一件更要紧的东西，那就是战士能不能堂堂正正走进本该属于他们的地方。
说到底，俱乐部不是给牌子看的，是给人用的。
门口那几个字若让战士心里发怵，这地方就已经变味了。
文化部那边听了批评，也知道这话说到了点子上，没有再硬撑，很快就对军人俱乐部进行了整改。
改过之后，这个俱乐部才真正成了为战士服务的俱乐部。
这件事写进材料里，不过短短一段，场面也不大，没有开大会，没有喊口号。
可恰恰是这种小事，最见一个带兵人的心。
许多人嘴上也讲爱兵，可真碰到这种不显眼的毛病，常常就算了，觉得没必要较真。
贺炳炎偏不。
他看见了，就不肯轻轻放过。
因为他知道，战士吃苦并不怕，怕的是心里那股劲儿被悄悄凉下来。
北校场那个早晨，风还是那么吹着，院子也还是那个院子。贺炳炎散了一圈步，最后盯住的，不是哪棵树，也不是哪堵墙，而是门楣上那几个有点扎眼的字。
真正把兵放在心上的人，往往不是天天把话挂在嘴边，而是会在这种几乎没人当回事的地方停下脚，皱起眉，把那道不该有的门槛亲手挪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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