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58年。贺炳炎司令员来到北校场大院里散步。走着走着。突然。贺炳炎司令员发现前面一栋粉刷一新的门楣上写着军人干部俱乐部。贺炳炎司令员就问随行的警卫员这是什什么意思。警卫员看了看说:也许是他们写错了吧!
一九五八年的成都,天色刚亮,北校场一带还带着点清晨的凉气。
院墙是静的,树叶也是静的。
贺炳炎起床后没有急着去吃早餐,披衣走到屋外。
警卫员赶紧跟上来,提醒说早餐快备好了。贺炳炎摆摆手,只说饭先不忙,陪着出去走走。
这天不是什么大日子,也没有谁前来汇报紧急事情。
可越是这种平常清早,越容易把人的眼睛试出来。
贺炳炎让警卫员陪同,往前面的大院走。那地方靠近北校场,不算远,再往前一些,就是军人俱乐部。
院子收拾得挺齐整,墙面像是刚粉刷过,两个人进了院子,沿着院边慢慢散步。
贺炳炎走路不急,眼睛却不闲着。
走着走着,他忽然停下了。前面那栋刚刷新的房子,门楣上写着几个字,写得端端正正,可就是这几个字,让他一下皱起了眉。
上面写的不是军人俱乐部,偏偏写成了军人干部俱乐部。
多出“干部”两个字,旁人一晃眼,也许根本不会在意。警卫员就先这么想,他看了看门楣,随口说,也许是他们写错了吧。
话音刚落,贺炳炎便接住了。
他说,军人俱乐部这种地方,各个军区都有,又不是成都军区头一回弄,哪能这么写错。
话不算重,里头那股不认同却很明显。
警卫员听明白了,这不是随口一说就能带过去的事。贺炳炎没有站在原地猜来猜去,也没有凭着一时不快就下判断。他让警卫员过去问清楚,看看到底是谁写的,是不是真写成了这样。
警卫员答应一声,快步朝门口走去。那时俱乐部门前有哨兵在站岗,警卫员过去一问,问得很直接,门楣上的字是不是文化部的同志写的。
哨兵答得也很痛快,说是,就是文化部写的,没有写错。
警卫员返回来,把原话告诉贺炳炎,说已经问清楚了,确实是文化部的同志写上去的。
贺炳炎还追问了一句,问清楚了?
警卫员说,问清楚了。
接着又问,现在怎么办。贺炳炎没有再往那块门楣多看,只说了一句,我这就回去。
这一句听着平平,分量却不轻。
事情表面看,确实不大,无非是一块牌子,几个字。
可在贺炳炎眼里,偏偏就是这种小地方最不能装糊涂。部队里的风气,不少时候不是坏在大事上,倒是先从这些细枝末节里歪出去。
牌子挂出来,意思就跟着出来了。
写成军人干部俱乐部,战士走到门口会怎么想?
嘴上不说,心里多半要先缩一缩。
这是不是给干部准备的地方?
自己能不能进去?
门明明开着,可人已经被那几个字挡在了心里。
贺炳炎回到办公室,走到办公桌前,立刻拨通了文化部的电话。
文化部归军区政治部管,他心里有数,也不绕圈子。
电话一接通,他就把话挑明了。军人俱乐部本来就是为战士服务的,那里有那么多战士,你们写成军人干部俱乐部,叫战士怎么进。
就这么一句,直直地打过去,没有空话,也没有虚套子。这番批评之所以扎人,不在声音高低,而在道理实在没法回避。
军人俱乐部,本就不该是谁的专门地盘。
干部是军人,战士也是军人。前面硬塞上“干部”两个字,看着像是补充,实际却是在划线。
线一划出来,味道立刻就变了。
原本该让人走进去坐下来的地方,忽然添出一股子让人踌躇的劲儿。
写牌子的人也许没多想。
可在贺炳炎看来,这就不对了。
部队是带兵的地方,不是摆谱的地方。今天能在门楣上多添两个字,明天就可能在别处多出些看不见的讲究,时间一长,官兵之间那层本不该有的隔膜,就会一点点长出来。
贺炳炎这个人,打仗硬,办事也直,可直不等于粗。他看到问题,先让人去问,事情问准了,再回去打电话批评,这里头有分寸,也有章法。
他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眼尖,更不是故意拿文化部开刀。他盯着的是一件更要紧的东西,那就是战士能不能堂堂正正走进本该属于他们的地方。
说到底,俱乐部不是给牌子看的,是给人用的。
门口那几个字若让战士心里发怵,这地方就已经变味了。
文化部那边听了批评,也知道这话说到了点子上,没有再硬撑,很快就对军人俱乐部进行了整改。
改过之后,这个俱乐部才真正成了为战士服务的俱乐部。
这件事写进材料里,不过短短一段,场面也不大,没有开大会,没有喊口号。
可恰恰是这种小事,最见一个带兵人的心。
许多人嘴上也讲爱兵,可真碰到这种不显眼的毛病,常常就算了,觉得没必要较真。
贺炳炎偏不。
他看见了,就不肯轻轻放过。
因为他知道,战士吃苦并不怕,怕的是心里那股劲儿被悄悄凉下来。
北校场那个早晨,风还是那么吹着,院子也还是那个院子。贺炳炎散了一圈步,最后盯住的,不是哪棵树,也不是哪堵墙,而是门楣上那几个有点扎眼的字。
真正把兵放在心上的人,往往不是天天把话挂在嘴边,而是会在这种几乎没人当回事的地方停下脚,皱起眉,把那道不该有的门槛亲手挪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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